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唯物主义科学的民族学

唯物主义科学的民族学

学界对于林耀华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所作的学术研究讨论不多,似乎默认林耀华转向进化论的研究是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转向。事实上,林耀华转向进化论研究并非由时事政治主导,进化论本身具有科学价值和严格的实证方法,这符合林耀华一贯的学术风格。

笔者采借与林耀华同时代的学者——戴裔煊——对进化论的理论评述,来观察当时人们眼中的进化论理论。戴裔煊阐释进化论开启了“战胜一切蒙蔽人心的虚伪的神学观念的时代”,进化论的早期学者“既然相信自然科学的因果,可以适用于社会现象”[26]。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进化论对于秉持科学研究立场并试图阐释人类发展规律的学者已颇具吸引力。

1.“从猿到人”的研究

1946年,林耀华从成都燕京大学回到北平,担任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在北平燕京大学讲授人类学课程期间,重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两大分支,进行“猿人化石”研究的人类学家魏敦瑞(frang wei-denreich)的研究资料常被林耀华所引用,他结合恩格斯“从猿到人”的理论讨论,“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将古人类骨骼化石的生理形态的变化与人类的生产劳动联系起来”[27](p.27)。林耀华在自述中也讲过自己接受过体质人类学家胡顿(e.a.hooton)的严格训练,形成了“生物-文化”的研究视野。在凉山调查期间,他运用体质人类学的知识论证彝族为蒙古人种,为共同建设中华家园提供科学依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各个高等院校专家学者们都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林耀华撰写了《从猿到人的研究》,将“劳动创造了人”这一恩格斯所提出的经典命题具体化,认为“人的劳动,只是在制造工具的时候才开始”[12](p.107),将一个理论层面的推论实证化、清晰化。该书还广泛引用当时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发现,如引用克罗伯(a.l.kroeber)著作中对世界人种分类的示意图,通过科学方法澄清了种族论,“民族并不是一种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一个部落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12](p.106),明确了“种族主义”的讨论没有“科学价值”[12](p.106)。

林耀华围绕原始社会人类组织形态的核心议题,实现多学科交叉并通过研究为我国古人类考古发现提供理论论证。如林耀华运用东非能人、肯尼亚库比福勒地区的er 140 er、 1590 号头骨、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地区al 199-1号,al200-1号化石材料,实为当时最新的国内外古人类学材料,叙述了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两个小阶段的情形。[29](p.100)

目前来看,随着分子遗传学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林耀华提出的早期人类单位为“血缘为单位的父系家族公社”,也能够在分子遗传学层面得到更多验证。

2.原始社会史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林耀华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工作,承担“原始社会史”课程,编写了“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重点研究当时学界关注的几个问题:(1)氏族起源的年代;(2)氏族和部落二者的发展程序和关系;(3)宗教和艺术产生的年代;(4)取火方法产生的年代等。[12](p.109)

在当时,学者研究父系氏族公社时常引用欧洲大陆和中亚草原等地区的民族志资料,中国民族志资料贡献付之阙如。林耀华带领学生庄孔韶,基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集中开展的民族大调查,用滇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如独龙族、佤族、崩龙族、基诺族等进行横向比较,补充还原了父系家族公社的经济基础、亲属特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12](p.127-128)在考察血缘家族公社规模和婚姻形态时,林耀华结合民族志资料,利用永宁纳西族民族志资料予以合理推测,使人类学构拟出的原始社会史“生动活泼,有血有肉”。

林耀华始终保持对人类社会属性的高度敏感,将对社会组织的思考运用于原始社会研究,提出除“使用工具”之外的人类正式进入历史舞台的标志,提出“从原始群转变到人类社会组织的出现,才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28](p.94)。

20世纪50年代,林耀华不仅在中央民族学院讲授“原始社会史”课程,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这门课程,考古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如张忠培、严文明、李仰松等都曾听过林耀华的课。林耀华将民族文化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等内容融汇其中,使考古不仅面对物而且面对人,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视角去解读考古发现,成为这一批考古学家的特点;也可以说,林耀华将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基因注入到了中国考古学领域。

3.经济文化类型研究

1956-1958年,林耀华与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前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一起,从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划分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12](p.143)林耀华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总结了类型划分的四个原则:

第一,生活方式是生产方式的表现;

第二,生产方式,就是我们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

第三,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人类的经济和文化也就大体分为三种类
民族学考研唯物主义科学的民族学_研究_人类_社会(民族学考研院校排名)插图
型;

第四,经济和社会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就表现出了不同类型的文化面貌。[12](p.143-144)

基于这四个原则,林耀华与切博克萨罗夫一道对中国各民族所处的生态条件、自然环境和生存生计方式进行调查、比较与分析,综合全国各民族分布的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以及各地域人群,基于生态条件和横向对比,总结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分别为食物采集动物狩猎型、锄掘农业和动物饲养型以及犁耕农业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林耀华进行经济文化类型研究是在前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开展的,但是他在自述中说,在开展研究时,他与切博克萨罗夫都心照不宣地参照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兴起的新进化论与文化生态学。对于林耀华来讲,这种借鉴和引用是有目的的,他认识到“中国民族学需要引进一些学科方法论来处理解放之后骤然增多的中国民族志材料”[12](p.163)。其实,与其说是对文化生态人类学的“借鉴”,不如说是基于自身学术积累水到渠成地形成与国际前沿领域的契合,这也体现出科学发展学科的前瞻。新的方法论视角“有利于对任何经济的整体性认识”[12](p.164),为后来的民族学人类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综上,林耀华从梳理严复“科学救国”的思想为起点到设计民族学学科培养体系,“奠定民族学这门科学的基础”[29]。他遵循科学精神的治学思想,严守科学规律的治学实践,使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在发展之初,开拓出广阔的国际视野;继而以其科学价值参与到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命题并融多学科之功,既且驾驭庞大的经济文化资料,又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带入超越小社区范围的学术天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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