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吕思勉曾说“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

吕思勉对“四裔”诸族影响的论述

我国历史时期的“四裔”民族,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大致有三种命运:一部分向内迁徙终而融合为“汉族”或散居于汉地,但基本以汉文化为主;一部分则流徙于部族故地以华夏种族中的一分子而独立生存,即后世所谓的少数民族;一部分则四向迁徙或为他族所灭或与他族融合为新的民族。然而,后两者与中原民族的关系则几乎都未曾有丝毫断绝过。

对于我国古代“四裔”民族的最终走向和民族影响,吕思勉曾说“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卒不可泯,故匈奴、乌丸、鲜卑等,入中国后,胡名遂隐,惟西域人则始终蒙事称焉。然则胡为匈奴本名,后转移于西域者,正以匈奴形貌与中国同,西域则殊异故。匈奴之入中国者,故可因婚姻相通,变其形貌,其西迁者,则与中国人婚媾甚鲜,断不能变其形貌也”,并进一步指出“胡名主与形貌,与方位无关矣”[32]。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四裔”诸民族的三种历史走向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以汉族为主脉的中原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吕思勉以“文明程度”作为论释“四裔”诸民族与中原民族关系的基础。吕思勉在《论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消长》一文中说,“抑文明民族见凌驾于野蛮民族,非独中国也,印度之于西亚,希腊之于马其顿,罗马之于日耳曼,数者如出一辙。然则武力之不兢,乃文明民族之通病,非中国独然也”[33]。“然则文明民族之不敌野蛮民族,并不是由其人民性质之柔弱者,中国不敌夷狄,其原因是在‘地利不如人和也’。”[34]

吕思勉在对文明民族不敌野蛮民族的原因作分析后指出,“故文明之人,非生而怯也,其社会固束缚之,驰骤之,使之不得不怯,甚至迫害之,使不得不从敌。故文明人之见陵于野蛮人,非不幸也,优胜劣败,理有固然”,并认为“历代野蛮人所以受制于文明人者以此,然其文明渐进,而足与文明人为敌,则文明人之厄运遂至”,进而得出“故民族强弱,究极言之,实与治化隆汙息息相关,而治化之隆汙,其本原实在社会组织,徒求于政事之理乱,抑其末焉者也”[35]的结论。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吕思勉对中国历史上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的一种通解和最为深刻地阐释,即“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36]。但其“文明人虽文明,其社会组织固恶,野蛮人虽野蛮,其社会组织固善也”的说法却未必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实情,如撇开政治的内涵而单纯从文化角度来说或可言之。

吕思勉在《胡考》一文中分析,“盖北族虽劲悍,然文明程度不高,故非有旷世之才,如冒顿、阿保机、铁木真者以用之,即不能以自振,西胡则不然。安史之乱,实可谓西胡驱北族以成之者。然则西胡虽不能以独力扰乱中原,固亦不能谓其不足为患矣。文明人入野蛮部族中,往往为所尊奉”[37]。这实际上是多民族文化的内涵在发挥作用,那些“旷世之才”如冒顿、阿保机、铁木真者对中原文化或有所接触为其所染甚或是谙熟而善用之,以至于振兴其族后而纷争于中原。

对于那些迁徙他处而建立新国家的民族与我国历史上的“四裔”民族的关系,常常不为研究民族史的学人重视,因而不能完全考究其民族的历史渊源,如历史时期的朝鲜、日本等国,吕思勉恰在这一层面上尤为重视和用心。因近世中国复杂而苦痛的历史遭遇,诸多学人都极力从文化的层面来探析中国衰落的深刻原因,并以此来谴责日本侵略邻族的错误行为。吕思勉说“貉族在东北,实为文化之先驱”,而“日本三岛,以地理形势论,亦当属此区”,并指出“此区中之文化,貉族实为之师长。盖东北诸族,其开化无非貉族所牗启者。诸族为我再传弟子,貉族则我之高第弟子也”[38]。事实上,正如吕思勉所论及的,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自汉至唐,以国家之往还为主;宋以后,则以人民之往还为主矣。而国家之往还,亦前后不同。南北朝以前,日本甘心诚服中国,隋以后始欲与以敌国自居,然中国迄未尝以敌国之礼待之”,“苏因高之来,挟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之书,是为彼欲与我抗礼之始”[39]。

就“四裔”民族所影响地域的历史看,历史时期的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则是最为密切,实如吕思勉所言“东洋诸国,渐渍中国文教最深者,莫如朝鲜”,而日本染授中国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学于朝鲜。所以当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仇视清人亦最甚
民族学考研吕思勉曾说“居地可以屡迁,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异…(民族学考研出来干嘛)插图
。虽奉大清年号,而仍以崇祯纪年”,以至“终不用清年号”[40]。对此,吕思勉颇有感慨地说:“夫以文明事野蛮,犹之以大事小,尺蠖之屈,是非得以。终朝鲜之世,未尝奉清年号,至其亡犹然,此金于霖先生亲为余言之者。”“专制之世,举国唯一人之命是听,义师转时或有之,明神宗之援助朝鲜是矣,故朝鲜人甚德之。明亡后乃为大报坛以祀之,然朝鲜之倾心中国,亦不徒以神宗之救援朝鲜。”又说“今世论民族者,以同化为最高义。若朝鲜者虽因言语不同,未能尽与华化。然其文教,则可谓与中国无殊矣。草尚志凤必偃,士君子者,细民之率将,朝鲜今虽暂屈于强暴,然民心不死,国必不亡”[4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吕思勉史学的时代内涵和为国为族的学人精神,吕思勉说历史时期的朝鲜“民心不死,国必不亡”未必不是在说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其用心可谓深矣。

毫无疑问,吕思勉是中国近百年来颇具影响力的传统史学大家,虞云国曾指出,“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吕思勉不仅没有胡适、陈寅恪负岌海外的幸运经历,甚至连顾颉刚、傅斯年那样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机遇都没有过。在他23岁立志治史时业已完成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传统旧式的”[42]。在论及吕思勉的“宋史观”时,虞云国更是充满赞誉地说:“吕思勉把民族斗争作为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很有眼光且抓住要害的。”[43]显然,上述那种“传统旧式”的学识教育经历,使得吕思勉与其同时代的学者完全不同。或许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教育经历的“发酵”,吕思勉能够潜心致力于史学研究,进而以清代乾嘉学人的考据精神对中国传说时代的古史问题和民族史事进行翔实考证,尤其是对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四裔”诸族之历史更为用心。客观地看,“四裔”观是吕思勉史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吕思勉相关史学著述中处处都浸染着他对其时国政民生和民族危亡的关怀和深远考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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